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趣味追求在于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只有厚植文化性，才能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只有突出主体性，才能增强人们的文化“在场感”；只有彰显创新性，才能保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实践中转化，在实践中发展，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新形势下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应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这份体现国家战略的中央文件对教育领域提出了新的双重任务。宏观上，“教育普及”要成为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重要协同路径；微观上，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的各个环节，贯穿教育的各个领域。新形势下，教育领域如何默契地协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个主课，须全面把握好“知、情、意、行”的教育向度，实现“致知”“激情”“诚意”“笃行”的效果，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贡献教育的力量。

    “致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强化双重定位

    “致知”要解决认知问题，是“奠基石”。所谓“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意为达致完善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须把握价值与内容的双重定位。

    首先，“知”其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层价值定位。于国家，其价值在于固本浚源。根深方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于社会，其价值在于道德建设。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美德若能有效传承，社会必将更加和谐。于个人，其价值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譬如，明史方知成败得失，读诗可达清扬灵秀，知理能辩荣辱是非。

    其次，“知”其是什么。要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定位。“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传统文化教育亦不例外。《意见》已经从宏观上明确提出了三大主要内容，即“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人文精神”，当下教育的关键任务便在于从微观上选择契合上述内容的文化思想进行阐释与传扬。所谓“编”，关键在于转化创新。教育的过程中要通过“内蕴传统文化精髓、外显现代文化样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补充、拓展、完善，使其与教育各环节相契合、与教育各阶段相适应。最终的目标在于，“形神兼备”地把传统文化“教”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味儿。

    “激情”：传统文化教育要力求唤起趣味

    “激情”要解决情感问题，是“催化剂”。梁启超先生曾言，“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传统文化教育亦是如此。简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趣味追求在于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一是要“拿趣味当手段”，即教育者应以趣味的方式教授传统文化。借“趣味化阐释”进一步激发传统文化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二是要“拿趣味当目的”，即促进人们养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趣味。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说“趣味的方式”教出的是“好之者”，那么“趣味的目的”养成的便是“乐之者”。如法国教育家卢梭所言，“问题不仅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一般的低级趣味，而是建基于“致知”的明史之趣、读诗之趣、学理之趣等文化之趣。显然，传统文化教育的终极追求便在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趣”而非仅是“有用”，使得人们能够自觉主动地去了解、学习乃至践行。唯其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才能真正内化于人们的自觉意识，并外化于人们的自觉行动。

    “诚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实现勉之以恒

    “诚意”要解决意志问题，是“稳定器”。《大学》有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面对欲望侵蚀理想、多变动摇信念的“现代病”，一个人心意是否端正坚强，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能否在长期的生活中一以贯之。何以诚意？笔者以为，这离不开深刻的仪式教育与持久的文化熏陶。

    尽管仪式一般是短时的，但其教育效用常常是深刻的。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米切尔所指出的那样：“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隐喻或转喻来陈述心灵体验。”承载着文化传统的仪式能以独特的气氛触及人们的思想和灵魂，通过隐喻或转喻实现文化意志对个体意志的精神递交。这便要求仪式教育要特别注重文化性、主体性和创新性。只有厚植文化性，才能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只有突出主体性，才能增强人们的文化“在场感”；只有彰显创新性，才能保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果若如此，仪式教育方能从“感动一时”上升至“铭记一生”。

    与仪式教育恰恰相反，文化熏陶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慢的教育。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不是槌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善。”无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应是一种慢的艺术，一种熏陶的艺术。熏陶需要平和，需要以平和的心态带领人们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熏陶需要细致，需要以细致的方式深耕经典文化、厚植现代文明；熏陶需要执着，需要以执着的坚守期待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想之花绚丽绽放。

    “笃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做到实践养成

    “笃行”要解决行为问题，是“落脚点”。依教育规律而言，在“致知”“激情”“诚意”都完满的情况下，“笃行”乃是水到渠成。因而，我们期待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由知入情、由情达意、由意至行的教育过程。“笃行”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独特意义至少应包括“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双重意蕴。

    所谓“从实践中来”，是指传统文化教育要善于以实践为教育载体。原因在于，实践是促进公共知识向个人知识转化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中，优秀传统文化常常作为一种外在于人们自身的公共知识而存在。此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未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且在与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的对抗中节节败退。只有当公共知识转化为人们的个人知识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教育价值。因此，面向未来，传统文化教育要充分地把握实践的教育功效，在实践中进行教育。

    显然，传统文化教育更要“到实践中去”，因为只有实践，才是传统文化活起来与传下去的关键保障。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笃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认知、情感、意志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传统文化教育有没有取得成效的根本标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对爱国情怀的实践；“8岁起侍奉养母12年”，那是90后少女孟佩杰对孝老爱亲的实践；“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救孩子”，那是最美教师张丽莉对见义勇为的实践……无数的事例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实践中转化，在实践中发展，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总的来说，新形势下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应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致知”是奠基石，提供教育指南；“激情”是催化剂，彰显教育艺术；“诚意”是稳定器，体现教育深度；“笃行”是落脚点，实现教育宗旨。四者间彼此渗透、相辅相成，构成螺旋式上升的教育形态，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和血液中，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作者吴文涛，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